張大千歸台灣：這裡有真正的中醫
《張大千歸台灣：這裡有真正的中醫》
我最近整理資料看到這篇，有點疑問，張大千看那個中醫師？這麼厲害，我怎麼從來沒看過相關資料？
後來一想，可能嗎？大人物難免講些應酬場面話，尤其是畫家大師是需要高官人情相哄抬的，
後來又找到下面一篇，這應該合乎常理，比較接近真相了。
無言!
洛克中醫 呂崇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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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大千歸台灣：這裡有真正的中醫
畫壇大師張大千於 1949 年底離開大陸，漂泊海外將近 30年，1978 年 3 月回台灣定居，修建了摩耶精舍，安度晚年。促使他作出此舉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「這裡有真正的中醫」。大千晚年患有糖尿病、膽結石、皮膚病、白內障等多種老年病，尤其是困擾多年的眼疾令他十分苦惱。他曾對朋友吐露晚年定居台灣的原因：「人老了，終要落葉歸根，台灣也是中國土地的一部分。
在外國人生地疏，習慣不同，很不方便。台灣有很多老朋友，而且方便治療眼病和其他疾病。這裡有真正的中醫，藥也齊全。」據他的朋友說，「大千從來就相信中醫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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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篇的說法：
張大千為何選擇去台灣而不留在大陸
張大千為什麼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台呢? 關於這個問題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。劉力上告訴我說，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，他無求於國民黨，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於右任、張群、羅家倫有些往來，也僅止於藝術交往。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台，看作是投奔國民黨。至於他對共產黨，去國前既無恩怨，也無往來。不過，1949 年初，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，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，並題了「潤之先生」的上款。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，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。
新中國成立後，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。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,1950 年代初，陳 (毅 )老總問過他，中國畫家誰畫得好? 他說當然是張大千。陳毅又問，張大千現在何處？謝稚柳答在海外。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。又據葉淺予回憶，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，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大千回國，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，周恩來獲悉後，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 4 萬元獎金，並過問獎金的分配，要留 2 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後用。除此之外，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，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。
謝家孝在《張大千的世界》中，記載了 1956 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。
團長:「上海一別，不知近況如何？」
張大千: 「國破家亡，亡命天涯，哪有什麼好日子好過啊，欠了一身債！」 團長:「欠了多少債?」
張大千:「不多，二三十萬美金!」
團長:「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，只要你肯答應回去。」
張大千: 「我張大千一生，自己的債自己了。想當年在敦煌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，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，可以申請政府補助。我都不肯，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。政府的錢是國家的，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? 」
幾巡茅台之後，賓主都已醉醺醺, 主人站起來說: 「張先生，你究竟站在哪一邊，今天最好表明態度。」
張大千一拍桌子，站起來說: 「我張大千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向來站在哪一邊，就站在哪一邊。」
1981 年，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，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，他的看法是: 「我也希望他回去，但我決不勸他回去。原因有二: 第一，張大千自由散漫，愛花錢，在國內，沒有這樣的條件。第二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。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美協理事等職，經常要開會，肯定吃不消。張大千這人，只適宜寫畫，不適宜開會，他不擅說話，更不擅作大報告。」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，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瞭如指掌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，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。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，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: 一是經濟方面，二是政治方面。經濟方面，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困難重重，百廢待興。公私合營前，除少數私方人員外，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，後是低薪。衣食住行外，所剩無幾。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，藝術市場十分蕭條，既無國內市場，更無海外市場，中國畫沒有出路，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、年畫或廣告設計，有的從事美術教育，只有極少數畫家 (如齊白石 )還能堅持賣畫為生，但價格甚低。當年齊白石一幅畫，只有幾十元，還不太好賣……對張大千來說，有沒有藝術市場 (即賣畫環境 )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原因之二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，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，諸如他的二嫂、三哥三嫂、四哥及兩房夫人，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 (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 )，據瞭解，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 (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 )，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，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；如果張大千回國，沒有賣畫的環境，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，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。
從政治上看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，「土改」「肅反」「三反五反」「整風反右」「反右傾」「社教」，一直到「文化大革命」。這些政治運動，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，但是他有一些親友、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。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，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。
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，看看故鄉的親人，看看老朋友，那是有點不近情理的。
摘自: 《南方週末》 2009.3 作者: 包立民 (本文來源:南方網作者: 南方週末 - 包立民 )
《張大千歸台灣：這裡有真正的中醫》
我最近整理資料看到這篇，有點疑問，張大千看那個中醫師？這麼厲害，我怎麼從來沒看過相關資料？
後來一想，可能嗎？大人物難免講些應酬場面話，尤其是畫家大師是需要高官人情相哄抬的，
後來又找到下面一篇，這應該合乎常理，比較接近真相了。
無言!
洛克中醫 呂崇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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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大千歸台灣：這裡有真正的中醫
畫壇大師張大千於 1949 年底離開大陸，漂泊海外將近 30年，1978 年 3 月回台灣定居，修建了摩耶精舍，安度晚年。促使他作出此舉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「這裡有真正的中醫」。大千晚年患有糖尿病、膽結石、皮膚病、白內障等多種老年病，尤其是困擾多年的眼疾令他十分苦惱。他曾對朋友吐露晚年定居台灣的原因：「人老了，終要落葉歸根，台灣也是中國土地的一部分。
在外國人生地疏，習慣不同，很不方便。台灣有很多老朋友，而且方便治療眼病和其他疾病。這裡有真正的中醫，藥也齊全。」據他的朋友說，「大千從來就相信中醫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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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篇的說法：
張大千為何選擇去台灣而不留在大陸
張大千為什麼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台呢? 關於這個問題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。劉力上告訴我說，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，他無求於國民黨，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於右任、張群、羅家倫有些往來，也僅止於藝術交往。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台，看作是投奔國民黨。至於他對共產黨，去國前既無恩怨，也無往來。不過，1949 年初，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，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，並題了「潤之先生」的上款。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，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。
新中國成立後，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。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,1950 年代初，陳 (毅 )老總問過他，中國畫家誰畫得好? 他說當然是張大千。陳毅又問，張大千現在何處？謝稚柳答在海外。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。又據葉淺予回憶，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，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大千回國，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，周恩來獲悉後，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 4 萬元獎金，並過問獎金的分配，要留 2 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後用。除此之外，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，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。
謝家孝在《張大千的世界》中，記載了 1956 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。
團長:「上海一別，不知近況如何？」
張大千: 「國破家亡，亡命天涯，哪有什麼好日子好過啊，欠了一身債！」 團長:「欠了多少債?」
張大千:「不多，二三十萬美金!」
團長:「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，只要你肯答應回去。」
張大千: 「我張大千一生，自己的債自己了。想當年在敦煌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，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，可以申請政府補助。我都不肯，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。政府的錢是國家的，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? 」
幾巡茅台之後，賓主都已醉醺醺, 主人站起來說: 「張先生，你究竟站在哪一邊，今天最好表明態度。」
張大千一拍桌子，站起來說: 「我張大千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向來站在哪一邊，就站在哪一邊。」
1981 年，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，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，他的看法是: 「我也希望他回去，但我決不勸他回去。原因有二: 第一，張大千自由散漫，愛花錢，在國內，沒有這樣的條件。第二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。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美協理事等職，經常要開會，肯定吃不消。張大千這人，只適宜寫畫，不適宜開會，他不擅說話，更不擅作大報告。」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，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瞭如指掌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，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。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，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: 一是經濟方面，二是政治方面。經濟方面，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困難重重，百廢待興。公私合營前，除少數私方人員外，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，後是低薪。衣食住行外，所剩無幾。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，藝術市場十分蕭條，既無國內市場，更無海外市場，中國畫沒有出路，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、年畫或廣告設計，有的從事美術教育，只有極少數畫家 (如齊白石 )還能堅持賣畫為生，但價格甚低。當年齊白石一幅畫，只有幾十元，還不太好賣……對張大千來說，有沒有藝術市場 (即賣畫環境 )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原因之二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，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，諸如他的二嫂、三哥三嫂、四哥及兩房夫人，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 (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 )，據瞭解，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 (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 )，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，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；如果張大千回國，沒有賣畫的環境，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，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。
從政治上看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，「土改」「肅反」「三反五反」「整風反右」「反右傾」「社教」，一直到「文化大革命」。這些政治運動，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，但是他有一些親友、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。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，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。
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，看看故鄉的親人，看看老朋友，那是有點不近情理的。
摘自: 《南方週末》 2009.3 作者: 包立民 (本文來源:南方網作者: 南方週末 - 包立民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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