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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學有著兩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，源遠流長。它不僅對中國人民的生殖繁衍、健康保
健、防病治病起著積極作用，而且給日本也帶去深遠的影響。本文試就日本漢方醫學的
特點加以闡述。概略地追溯一下，我們發現日本漢方醫學一開始是全盤以中國為範本而
接受的。日本 701 年設立的典藥寮就是效仿我國 624 年唐朝太醫署的教育機構；日本
最古的醫書《醫心方》是參考許多中國醫書寫成的。特別是 1498 年田代三喜結束了在
明朝 12 年的學醫生涯返回日本 [1]，這對日本漢方醫學起著極為深刻的意義。

田代三喜是日本漢方後世方派醫學的鼻祖。他將所學的李東垣、朱丹溪學說，即以《內
經》學術思想為核心，強調陰陽五行、天人相應等觀點的李朱醫學帶到日本並使其迅速
得以普及。三喜將體內致病因子歸結為血、氣、痰，因而疾病就有血之病、氣之病和痰
（水毒）之病三種分類。以後日本漢方古方派提出的“氣血水說”大概也源於此
[2] 。

三喜有一弟子叫曲直瀨道三。道三以師承先生的知識為基礎，博覽群書，樹立了曲直瀨
流醫學體系，即以後被稱作的後世方派，在江戶初期極為顯赫。道三摘錄引用中國醫學
文獻撰成《啟迪集》。在此書的自序中他寫道：“朝未著察證辨治之全書也。予不慮淺
知，私拾聖賢之檃括，普集諸家之樞機而竭力極意，徐數十年而綴以為八卷”。這裡所
謂的“察證辨治”與中醫學的“辨證論治”幾乎同義。由此可見，以曲直瀨流為代表的
後世方派雖宗李朱醫學，但也避免固守某一學說，提倡參酌諸說，廣采眾長，臨機應變
的處置方法。曲直瀨流醫術注重人體內在平衡，並且當時已總結出簡單的要點，將治療
處方編成口訣本隨身攜帶。為避免副作用，又多採用平穩的以補為主的治療方法。這是
那個時期的治療特點 [3]。可以說曲直瀨流醫術多少帶有一些日本獨自性格，即日
本化的李朱醫學，但此時的日本漢方同中醫學是與金元時期的學術思想一脈相承的。

隨著時代的變遷、歷史的發展，日本漢方繼後世方派之後出現了古方派，《傷寒論》被
廣泛採用；由於荷蘭醫學被輸入而未接受中醫學的髒腑理論；由於中國醫書傳入的困難
，溫病理論也沒有得到發展 [1]。因為日本和中國兩國各有歷史發展階段，醫療政
策以及在現代醫療中所起作用不同等緣由，致使日本漢方的基礎理論、診斷治療和藥物
運用與中醫學存在較大差異。

下面擬從四個方面淺述日本漢方醫學的特點。 
日本漢方古方派在復古主義興盛的社會大背景之下，提倡漢方回到醫之原點，排斥墨守
李朱醫學而竭力推崇張仲景的《傷寒論》，但對該書中散在的《內經》思想，即陰陽五
行卻當作空論臆說予以否定。古方派主張“不問病因之虛實”，力求重視疾病狀態，唯
見症以施治。他們將病因歸結為“一氣滯留議”“萬病一毒論” [4]，以“親試實
驗”作為立論根據，可見其重視臨床實際的程度。古方派所提倡的醫學思想的偏頗之處
最終被糾正，陰陽等基本概念得以恢復，但“隨證治療”的模式直到現在仍然作為日本
漢方醫學的傳統而被繼承，並占著主導地位 [5]。“隨證治療”與中醫學的“辨證
論治”有著根本不同，所謂隨證治療是日本漢方醫學的診斷治療體系。凡診斷所依據的
“證”，其概念與中醫學也有所不同。廣義上講，是疾病出現的病狀與癥候的綜合，如
常常使用的“陰虛證”、“陽實證”等術語即屬此，是疾病的大致分類。狹義上講，是
湯藥方所適應的癥候群，即以方劑所具有的名稱——某某湯證來命名，以此作為對疾病
的認識，例如把適應於小柴胡湯的癥候群稱為“小柴胡湯證”，將證和治療處方直接聯
繫在一起。隨證治療是根據患者的口訴癥候歸納整理為適合於藥方的癥候，使藥方與癥
候一一對應，這種方法又稱作“方證相對”。中醫學的辨證論治是根據中醫學的基礎理
論對病症進行分析、辨別、綜合、認識以及決定治療方針，選定方劑斟酌藥味的君臣佐
使和加減的過程，是理法方藥的具體體現。辨證論治較於隨證治療的好處在於它極具嚴
密性，容易及時反饋對疾病治療的過程和效果。但“隨證治療”也不失為日本漢方醫學
之特色。 

日本漢方醫學雖然有陰陽虛實之概念，但陰陽並不是作為總括掌握人體狀態之綱領，實
際上只是作為判斷寒熱、虛實的衡量標準，以此來大體把握病態而處方。陰陽是病情寒
熱之別名，是構成證的因子，決定證的條件 [6]，實是體力充實，虛是體力虛脫之
表現 [7]。髒腑學說、經絡學說在日本幾乎不被采納或失缺其重要部分。日本漢方
醫學還忽視以整體觀念來觀察作為一個統一體的人的身體，忽視季節等環境因素與機體
的調節，僅僅著眼於以存在人體的物質基礎——氣血水之狀態來觀察人體。因此，它雖
能對氣血水活動所表現出來的表面現象進行詳細觀察，但對人體內部發生的何種病理現
象全然放棄探索，又由於它不重視疾病發生與環境因素的相關性，結果不僅失缺了重視
環境因素與人體調和的觀點，而且還否定了傳統的病因學說，因而日本漢方醫學在關於
疾病如何發生這一問題上總是模糊不清，只處在解釋癥候，套用藥方的那種“方證相對
”模式之中。中醫學基礎理論是以陰陽學說作為八綱辨證的總綱，以表裡、寒熱、虛實
為尺度來掌握疾病的部位，病性和正邪之盛衰。

中醫學將疾病發生歸為：一是由於氣候環境等來自外部入侵人體的“病邪”作用而發病
，這是實證，是邪氣盛的表現；二是由於人體防禦抵抗疾病能力的“正氣”衰退而發病
，這是虛證，是正氣不足所致。日本漢方醫學否定來自外部的病邪，因而實證的概念也
變得模糊，而以體力的充實與否作為虛實的尺度。這種否定病邪僅以體力強弱論虛實的
見解成為日本比較一般的認識。

日本漢方也是根據望、聞、問、切四診綜合掌握癥候作出診斷的，但它極其重視腹診，
這是古方派重視《傷寒論》有關腹證的結果。古方派認為“腹為生命之本，百病皆源於
此”，“萬病根於腹，治病必窺腹”。所謂腹診，是根據腹壁的緊張狀態、抵抗、壓痛
以及臌滿等來判斷患者體之虛實，以《傷寒論》中的“胸脅苦滿”、“心下痞堅”等自
覺癥狀與腹部他覺癥狀相聯繫，選定治療方劑。所以腹診在日本漢方醫學根據方證相對
而行隨證治療中是極為有用的診斷技術。在日本鎖國體制下的江戶時代，要接受中醫學
其媒介幾乎只限於醫書，而要領會文中不能表達的微妙之處尤其是實際操作技能部分就
變得很困難。脈診就是如此，必須跟隨經驗豐富的先生練習積纍方能嫻熟。有人認為脈
診還往往表現出個人性格喜好，未必嚴密。所以古方派以後的日本漢方認為脈診缺乏客
觀性，未予重視。《傷寒論》中有對舌之所見的記載，故日本漢方也行舌診，但它認為
舌診價值不高，也未予特別重視。 

日本漢方沒有系統的藥物學理論知識，忽視了本草的歸經、藥物氣味與效能的相關性。
這也是日本漢方否定中醫學的髒腑理論和病因學，致使說明藥物效能的必要的基礎理論
缺乏之原因。日本漢方的藥用量是很小的（中國是日本的 3 ～ 5 倍），處方的藥味也
很少。一般認為是由於日本漢方藥物依賴進口，花費昂貴而致。有人認為日本人即使服
用少量藥物反應也極為敏感，而中國人日常生活食品中也攝取生藥，故感受性低下，需
較大的藥用量及較多的藥味才奏效 [8]。還有人提出由於醫生醫技不高明，唯恐誤
治而少投之故。還由於日本使用的生藥乾燥，很少經過加工，中國則用各種手段對藥物
進行加工炮製，加強藥物的效力去除不必要的毒副作用。據此提出中國與日本兩者間藥
用量的多少同對於藥物經驗積纍的多寡有很大的關係 [9]。日本漢方常用的藥味種
類有 250 種左右。日本很少使用中國傳統本草書記載的藥物及地方民間藥物。常用方
劑是張仲景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出處的方子，且不足半數。後世方派則多使用宋
代《和劑局方》和明代《萬病回春》的方劑。在運用藥物一點上，日本不任意改變基本
方劑，一般照原方使用，至多進行 1 ～ 2 味藥物的加減。不象中國根據氣候等環境因
素以及病人年齡、性別和體質等內在因素靈活加減，以法組方那種注重調節病人機體陰
陽之平衡。日本漢方用藥的主流是“非修正”地使用記載於古典的方子。它的長處是能
夠對藥方適用條件嚴格地分析、考察，進行詳細研究，在開拓藥方新的藥效方面成為可
能，還可以克服偶投妄殺的弊端。不足之處是由於照搬使用，即使不懂方劑構成理論也
會使用 [10]。

日本漢方由於歷史諸方面的原因，對明末《景岳全書》裡的方劑及清代溫病學方劑等比
較生疏。另外，日本漢方多喜歡使用膏浸劑成藥方，而較少使用湯藥方。有人說這是日
本人喜好簡潔的性癖使然。膏浸劑一般還制成虛證用、實證用、虛實間證用和保健用劑
型。綜上所述，日本漢方醫學有其獨到的一面。但由於其主要依據古典與口訣本，只重
視經驗性方面的治療，因此理論比較匱乏。由於摒棄了中醫《內經》的重要核心內容，
只注重《傷寒論》，且又誤認為陰陽的分類等於三陰三陽的分類，因而失卻了陰陽理論
的本來意義，形成日本漢方醫學陰陽虛實的獨特概念 [11]。在診斷治療中特別重視
腹證，創立了獨自的腹診法。運用藥物方面通常照搬使用古典記載的尤其是《傷寒論》
中的方子，藥用量也非常之小，且多用漢方成藥方。

有人認為日本漢方醫學處於一種閉塞狀態，如果一直停留於研究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
略》之中，就永久不可能突破其界限。必須兼並吸收中醫學的基礎理論體系，提出創立
“中醫漢方藥學”的口號，指出這是日本漢方發展的唯一道路 [6]，中日兩國如果
加強互相學習、互相交流，汲取各自值得借鑒的地方，那麼這將對兩國人民的醫療保健
作出積極的貢獻。

[1]安井廣迪：《THE KAMPO》，1983年創刊號。
[2]矢數道明：《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Ⅰ田代三喜》。
[3]安井廣迪：《THE KAMPO》，1985年3卷5期。
[4]吉岡信：《漢方の臨床》1988年35卷12號。
[5]村田恭介：《漢方の臨床》1988年3512號。
[6]山田光胤：《日本東洋醫學會志》33卷3號。
[7]山田光胤：《日本東洋醫學會志》40卷1號。
[8]■口和子：《和漢藥》1986年9月號。
[9]平島直樹：《東洋醫學》1989年17卷5期。
[10]杉山廣重：《漢方の臨床》32卷11號。
[11]桑木崇秀：《矢數道明先生喜壽紀念文集》。（上海中醫學院（200032） 沈紅）

洛克的話：
本篇文章大略綜述了當時對日本漢方的認識，
內容以現代眼光來看，當然不夠完整， 有興趣的讀者需閱讀專書研究。 。